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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巴爾迪神父 隆巴爾迪神父 

隆巴爾迪神父回顧聖座與中國關係的漫長路程

聖座與中國的關係史貫穿於19世紀至今的曲折事件中:從法國保教權到義和團運動;從毛澤東取得政權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乃至雙方敞開日益密切的對話。

(梵蒂岡新聞網)這幾天,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的消息成了熱門話題。聖座前任發言人及新聞室主任、耶穌會士隆巴爾迪撰文回顧了中梵接觸的漫長路程,其中包括導致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形成兩個團體的原因,幫助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解讀這份協議的意涵。

突破殖民限制,培養中國本地聖職人員

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年)後,清政府迫於不平等條約而勢力衰弱,西方國家由此在中國鞏固了各自的政治、軍事及經濟勢力,法國也提出保護在中國天主教會的傳教工作,外國和中國本地的天主教徒都在這保護之下。

此時,聖座已經意識到必須培養中國本地的聖職人員,而且自19世紀中葉起就開始考慮與中國的邦交議題。在教宗良十三世牧職期間,中國於1886年主動提出希望與聖座建立“友好邦交”,但教宗礙於法國的反對和擔心法國天主教徒的負面反應,沒有向中國派出使節。

不平等條約和法國的保教權在中國人民當中引起不滿,終於在1900-1901年爆發了義和拳運動,其間3萬天主教徒被殺。

本篤十五世上任後對傳教議題具有重大的遠見,而且清楚意識到必須突破教會在殖民時代受到的限制。中國在這個願景中占有決定性的地位,那就是不能再讓基督信仰被視為一種外來的宗教。此時,中國再次提出與聖座建交問題,聖座也積極作出回應,但法國這一次又對中國施壓,導致此事不得不推延。

庇護十一世繼承前任已經開拓的路線,於1922年果斷地委派剛恆毅總主教出任首位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擺脫歐洲各種保教權,於1924年召開了上海會議,為首批6位華人主教的祝聖進行準備。這6位華人主教於1926年10月28日在羅馬聖伯多禄大殿由庇護十一世教宗親自祝聖。

在庇護十二世牧職期間,法國保教權終於在1942年被廢除,中國與聖座遂於同一年建立邦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教宗於1946年年初擢升首位中國籍樞機,他就是聖言會會士田耕莘。同年,教宗頒布諭令建立中國聖統制。

面對中國新政權下的三自運動

1946年,黎培理總主教獲任命為宗座駐南京國民政府的代理大使。1949年,中國建立新政權,這位宗座代表沒有隨同前政府遷移到台灣,而是留在中國大陸並號召其他外國傳教士也留下。

在宗教方面,中國於1950年發起三自運動,1951年1月又成立宗教事務局。黎培理總主教在新聞輿論的強烈攻勢下,被迫於1951年9月5日離開中國。其他外國天主教傳教士也在1951至1954年期間幾乎全部被驅逐出境。

庇護十二世1952年發表《我們切願聲明》(Cupimus imprimis)文告,對三自運動作出回應。他又於1954年頒布《致中國人民》(Ad Sinarum gentem)通諭,譴責所有形式的“愛國運動”。

1955年,上海主教龔品梅和許多其他聖職人員被捕,其他天主教徒則同意參加三自運動。在“百花齊放”運動的背景下,被捕的天主教徒獲得釋放,1957年成立了天主教愛國會,為首批未經教宗授權的主教的祝聖準備了土壤。所謂“官方教會”就是這樣開始的。1958年,20幾位主教就是以這種方式受到祝聖。

1960年,龔品梅和一位美籍傳教士華理柱(James Edward Walsh)主教被公開判刑。1962年,在愛國會召開第二屆大會後,中國教會被迫與羅馬聖座完全分離。時任教宗若望廿三世打算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教出席大公會議,但鑒於時局而打消了這個念頭。

文革及改革開放中的教會

保禄六世牧職期間適逢文化大革命的悲慘年代,許多西方國家及聯合國紛紛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再承認台灣政權,而聖座則繼續與台灣保持邦交。1970年,保禄六世訪問亞洲和大洋洲,以及還是英屬殖民地的香港,成了首位踏足中國土地的教宗。

1978年,若望保禄二世開始牧職,此時也是鄧小平掌權和推動改革的初期。1979年,中國在宗教領域出現了最初的開放跡象,幾座城市的一些聖堂遂於1980年重新啟用。天主教愛國會在同一年建立中國主教團,但它從未受到羅馬聖座的承認。

1981年2月18日,若望保禄二世從馬尼拉向全體中國天主教徒致以問候。但同年6月因鄧以明主教獲委任為廣州的總主教,中國政府指責梵蒂岡干涉中國内政。於是,保定主教在未徵詢聖座意見的情況下祝聖了3位主教。

當時的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羅西(Agnelo Rossi)樞機1981年12月12日下令准許“合法及忠於聖座”的中國主教祝聖其他的主教,若有需要不必事先徵求同意。這項特權卻也導致濫權,加劇了“地下”與“官方”或“愛國”團體之間的對立。

中國改革開放後,其它國家的主教團和天主教機構與在中國的教會的接觸日益頻繁,但在與愛國會及其成員的關係上也出現曖昧和張力的情況。1988年,時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東姆各(Tomko)樞機向西方國家的主教團就“地下”與“官方”信徒的關係作出八點指示。

另一方面,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起,以及隨後歐洲共產主義的危機,中國政府增加了對若望保禄二世的不信任。這位教宗又把自1988年起獲准到美國就醫的龔品梅主教擢升為樞機。

中梵關係在波折中行進

無論如何,文革結束後,許多“愛國會”主教在新形勢下透過秘密途徑請求羅馬聖座的承認,而且也獲得批准。一種“分裂”教會的可能性觀念最終日落西山。在日後2007年於梵蒂岡召開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會議上確認,“幾乎所有的主教和司鐸與羅馬聖座共融”。

20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聖座的關係又陷入新困境,這尤其是因為在中國又祝聖了非法的主教,以及在羅馬於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當天為在義和團運動中120位殉道者舉行了封聖禮。若望保禄二世為克服這些困難作出很大努力,向中國、中國人民及其當局伸出友誼和尊重的手,甚至承認“過去的錯誤和局限”。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外交部2005年在若望保禄二世去世的機會上,對這位教宗加以稱讚。隨後,雙方恢復了直接接觸。

2007年5月27日,本篤十六世發表《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内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信函,其中充滿牧職指示。教宗堅持教會的合一性,廢除所有的特權,包括主教的“秘密祝聖”,期望與中國政府當局對話。

2008年5月7日,北京愛樂交響樂團和上海歌劇院合唱團聯袂在保禄六世大廳為本篤十六世演奏一場非凡的音樂會,打開“文化外交”的局面。隨後,儘管在中國徵得羅馬聖座同意的主教祝聖持續了幾年,但在2010和2011年再次發生非法祝聖事件,聖座對此於2011年7月16日作出果斷的回應。

教宗方濟各自上任之初,就已多次表示熱切及親切地關注中國人民,這有助於建立一種新而緩和的氛圍、促使聖座與中國當局有效地恢復對話。在2014年8月14至18日訪問韓國的機會上,教宗在他的座機飛越中國領空時拍發電報給中國國家主席。教宗又於2016年2月2日接受《亞洲時報》專訪時,充分地表達了對中國人民及其文化的敬重。

最近幾年來,聖座與中國政府增進了彼此接觸,溝通的渠道似乎更加穩固而有效。一些中國新聞機搆和中國外交部也多次刊登對教宗方濟各態度緩和的聲明,其中包括教宗的國際訪問和對教宗講話的評論。其餘的便是這幾天發生的事。

2018 September 25, 1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