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先知性领导改变了罗马帝国的面貌

圣若瑟会克里斯汀·申克（Christine Schenk CSJ）修女

当我还是圣若瑟会的一位年轻修女时，我就有很大的渴望去了解我们信仰中的前辈。虽然我非常喜欢学习圣经，但有时很难在其中看到属于自己生活方式的情形，因为我们的经文几乎总是谈论著我们的祖先的生活。除了纳匝勒的玛利亚以外，那些献身于耶稣的女性门徒几乎毫无记载。当我开始在地方神学院攻读神学硕士学位时，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早期女性基督徒的资讯。在这个四篇文章中的系列中，我希望追溯女性修会团体的历史根源，也许可以帮助读者开始在我们早期的基督宗教历史中了解到修会生活的精神。

基督宗教的发展
耶稣运动在整个罗马帝国迅速蔓延，部分原因是女性使徒、预言家、福音传道者、传教士、家庭教会团体领袖和寡妇所起的作用。教会的发展也得到富裕女性基督徒的经济支持，如玛达肋纳的玛利亚和约安纳（参阅路八1-3），里狄亚（参阅宗十六11-40），福依贝托（参阅罗十六1-2），和一位四世纪的奥林匹亚女执事，以及其他人。教宗本笃十六世在 2007 年 2 月 14 日公开接见的讲话中特别讲到了这个方面，他说：“如果没有许多女性的慷慨贡献，基督宗教发展的历史将会截然不同。”他也指出，“女性在早期教会生活中的临在“绝不是属于“从属的地位”。

家庭教会团体
初期的家庭教会团体由妇女领导，例如格拉普特（Grapte）是一位在罗马照顾孤儿的寡妇团体的负责人；塔彼达（Tabitha），是第一世纪一位“致力于行善事，广施赈济”的寡妇（参阅宗九36-43），她在雅法（Joppa）建立了一个家庭教会团体。透过家庭教会，早期基督徒建立起了社会网络，使他们能够与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接触交往。

当一位女性家长，也许是一位富有的寡妇，如塔彼达；或一位获得自由的女性奴隶，如普黎斯加（Prisca，参阅罗十六3-5），她皈依基督信仰后，福音传道者如犹尼亚（Junia，参阅罗十六7）或保禄不仅可以进入她们的家庭，还可以获得她领导的团体网路的支持。这意味著她的奴隶、获得自由的奴隶、儿童、亲属和与其往来的人都会皈依基督宗教。因此，当保禄使里狄雅皈依时（参阅宗十六11-15），他自然而然地获得了里狄雅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与其往来的人们。卡洛琳·奥西克（Carolyn Osiek）和玛格丽特·麦克唐纳（Margaret Y. MacDonald）在其详尽研究的著作《妇女的地位》（A Woman's Place）一书中证明，社会底层的女性基督徒可以在她们的基督徒团体的社交网络中开展经济活动，并获得经济上的保障。因而，在那古代大家庭的一般背景中，她们的地位得到提升和并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

妇女福音传道者
在基督宗教初期发展阶段，克尔苏斯（Celsus）是一位知名的反对基督宗教的批判者，她对妇女福音传道者持否定的态度。然而，他无意中佐证了早期基督宗教中妇女积极主动传播福音的行动。他说基督徒说服人们“离开他们的父亲和老师，与妇女和孩童以及朋友一起去妇女的住所，或去皮衣店，或去染布店（参阅奥力振：《驳斥克尔苏斯》）。

克尔苏斯的批评与其他早期基督宗教文献中的证据不谋而合，那时的妇女福音传道者走门穿户地向妇女、儿童自由人和奴隶传播福音。他的批评告诉我们，妇女基督徒出于对基督的坚定信仰，在父权占主导的时代采取了积极主动的行动。

妇女的独特贡献
在第一到第四世纪，罗马社会生活中有三个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可归因于女性基督教徒的福传和使徒服务的领导事工。首先，到了四世纪，选择独身生活的自由有效地摧毁了父权制的一个支柱，即强制婚姻。其次，基督徒寡妇和贞女挽救了成千上万的孤儿，让他们融入社会，接受洗礼和教育，否则他们可能会因饥饿而亡或为生存被迫卖淫。第三，在将罗马社会从异教文化为主导转变为基督宗教文化为主的过程中，妇女的家庭团体网络和传福音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结语
修会生活的要素不仅可以在早期的寡妇团体中得到认可，例如格拉普特和塔彼达，而且还可以在选择独身生活的女子中得到认可，例如斐理伯的四个说预言的女儿（参阅宗二十一9）和《保禄与特格拉》（Thecla Acts）中提到的女性团体。这些团体的妇女不仅保护孤儿和贫穷的寡妇，而且还在最早的基督徒团体聚会中说预言（参阅格前十一，宗二十一8-10）。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反主流文化地行使权威，是基督宗教迅速传播的关键之一，这往往不为人所知。女性在其广泛的社会网络中的传教权威和先知性的领导改变了罗马帝国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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