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岡博物館的起源

（梵蒂岡新聞網）從文藝復興時期的教宗收藏，到現代博物館學的誕生。在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考古研究的推動下，博物館於18世紀歐洲人“壯游”（Grand Tour）的目的地——教宗之城梵蒂岡誕生。

讓我們回到1506年1月10日。在羅馬奧皮奧丘陵（Colle Oppio）葡萄園幹活的幾個工人為他們鐵鍬下碰到的硬物煩惱的時候，一個雄偉的大理石群正在散發光芒，學者和藝術家立刻認出它就是公元1世紀下半葉老普林尼在提圖斯皇帝之家“Titi imperatoris domo”中描述的拉奧孔。時任教宗儒略二世（1443-1513年）毫不猶豫地接受了米開朗基羅和朱利亞諾·達桑加洛的建議，購買了這塊精美的大理石，透過這一極具溝通能力的形象，向世界展示他的牧職和异教之城羅馬之間的連續性。

維吉爾在《埃涅阿斯紀》中叙述的這位特洛伊祭司拉奧孔，極力呼籲人們不要相信木馬，並因此而慘遭殺害。這個故事後來於公元前40至20年間在羅德島被雕刻成藝術品，它實際上是羅馬城建立的前提。教宗儒略二世在伯拉孟特的幫助下，於梵蒂岡山上的橘子花園和樹籬花園中，展出拉奧孔與他的兒子被海蛇纏繞而死的雕像組。這裡還系統性地陳列了其他一些珍貴的雕塑藏品，並由此誕生了雕像庭院的名稱。在儒略二世之後，美第奇家族的教宗良十世和克萊孟七世，以及保祿三世，延續了這一傳統，將這個外交場所變為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必不可少的求學之地。

對世俗藝術的興趣在反宗教改革時期受挫，但在18世紀克萊孟十一世教宗 (Clement XI ) 重新賦予古代雕像主導地位。他非常關注著名雕像的保護狀况，像埃及艶后（Cleopatra）；設置了欄杆，安裝來自君士坦丁大殿庭院的青銅松果，推動以考古的方式來研究梵蒂岡圖書館所藏的希臘文和拉丁文手稿。在羅馬向公衆開放古物收藏的想法就是在這段時期形成的。於是克萊孟十二世教宗（Clemente XII ）於 1734 年開設了世界上的第一個博物館——卡比托利歐博物館。

教宗國是博物館學的發源地，並很快成為國際典範，成為第一個通過立法來保護藝術遺産的國家。現任梵蒂岡博物館希臘和羅馬文物部助理館長克勞迪婭·瓦萊里 (Claudia Valeri) 解釋說，“當時的考古浪潮洶湧，並且因為發現公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而掩埋的羅馬城而備受鼓舞。”

德國學者、考古學和現代藝術史之父約翰·約阿希姆·溫克爾曼，深深迷戀著永恒之城羅馬，他在樞機主教亞曆山德羅·阿爾巴尼 (Alessandro Albani) 的保護下在羅馬生活了十三年，對於那些想完成一次“壯游”的旅客而言他就是參照和指南。1763年，他被克萊孟十三世任命為羅馬古物專員。他在梵蒂岡的存在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文物珍寶”已經不單單是構建美學價值的對象，也成為理解和重建歷史的文件。對此，溫克爾曼寫道，“若非親眼所見，談論文物就如瞎子畫畫”。幾個世紀以來羅馬遭受劫掠的痛苦，增强了他保護藝術遺産的敏感性。

1769年，方濟各會的克萊孟十四世登上教宗寶座，為了防止羅馬文物在國外擴散和銷售，他開始建造羅馬的第二個公共博物館，新的博物館從宗座大樓進入。庇護六世於1775年當選教宗，延續了前任克萊孟十四世對博物館的建設，而且更具創新性，推動考古挖掘，購買雕像，為梵蒂岡博物館項目增添壯觀並賦予新動力。事實上，這是第一次由建築師米開朗基羅·西蒙內蒂（Michelangelo Simonetti）設計用於展示古董的大型建築。

助理館長克勞迪婭·瓦萊里解釋說，“展廳內不僅有雕像或半身像，還有淺浮雕和馬賽克，它們都是根據出土文物而設計。圓廳（Sala Rotonda）就是這種情况，它的靈感來自萬神殿，並以奧特里科利（Otricoli）發現的大型馬賽克地板來布置空間；而希臘十字廳（Sala a Croce Greca）的設計與聖海倫和科斯坦薩的巨大斑岩石棺有關；而繆斯館（ Sala delle Muse）旨在容納在蒂沃利發現的雕塑組合，展廳四周繪有托馬索·孔卡（ Tommaso Conca）按照《帕那蘇斯山》風格創作的濕壁畫，描繪了藝術和哲學的盛典；還有迷人的大理石動物園舘（Sala degli Animali），根據當時的百科全書精神，這個房間旨在容納動物世界中最多樣化的生物”。此外，庇護-克萊孟館（Pio Clementino）對外開放的入口，不再是宗座大樓，而是從梵蒂岡花園進入：一個優雅的樓梯將新建築和之前觀景庭院的“走廊”連接起來。

庇護-克萊孟館藏有1600多件無與倫比的作品，即使在今天，觀景庭院阿波羅雕像仍然吸引著游客們，就像三百年前吸引溫克爾曼一樣，他們在大理石中看到了“古代藝術作品中最高的藝術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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