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中女性的角色與貢獻

（梵蒂岡新聞網）於1962年到1965年召開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成為了天主教會的新五旬節。此次大公會議也真正地揭示了女性的貢獻和角色：應聖保祿六世教宗的邀請，23名女性作為旁聽與會者（Auditors）參加了會議。不但如此，女平信徒也在大公會議更廣泛的背景下發揮了作用。她們分享了對天主教會改革的關注，以請願書的方式提出她們對大公會議的期望寄發到羅馬；她們給主教提出建議，負責接待和聯絡的工作。在大公會議結束時，23位女性旁聽與會者認為她們自己是大會取得成果的推動者。

為了解更多信息，本新聞網採訪了教會歷史學家海德爾（Regina Heyder）教授，她是最近出版的《女平信徒與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訴求，報告與圖片集》（Katholikinnen und das Zweite Vatikanische Konzil: Petitionen, Berichte, Fotografien）的作者之一。

海德爾解釋說，保祿六世是第一位以大規模的方式任命平信徒旁聽者的教宗，1963 年13位男性平信徒參加了大公會議。甚至在會議召開以前，天主教女性就已經請求准予她們參與大會。她們寫信給主教和大公會議秘書處，建議與會者名單，在新聞發佈會上提出極具挑戰性的問題，在女平信徒與會的問題上成功贏得了一些支持者。1964年，在大公會議第三期會議開幕時，教宗表示歡迎女性與會者，當時大會總秘書處仍還在討論該邀請哪些女性參加大會。一個星期後候選人名單才完成，幾天後，第一批女平信徒旁聽者抵達了大公會議會場。

在談到天主教女性、天主教婦女團體和女修會在大公會議扮演的角色時，海德爾表示，在大公會議期間，女平信徒旁聽者與她們的主教交談，與非天主教觀察員會晤，參加早晨在聖伯多祿大殿舉行的彌撒。實際上，有幾位主教特意向這些女平信徒諮詢。她們還參加了小組委員會關於《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Gaudium et spes）中好幾章的討論工作，為憲章作出了貢獻。

修女旁聽者為關於修會生活的《修會生活革新法令》（Perfectae caritatis）作出了貢獻。事實上，一些女修會在她們經營的招待所中接待與會者也對大公會議的氣氛起了重要的作用。女修會的總會長們對來自各國的客人起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她們甚至和主教們交談，交談之中主教們也認真聽取修女們的意見。當《禮儀憲章》獲得通過進入實施階段時，禮儀慶祝常常是在修女會院的小堂中進行。

有關天主教女性在大公會議上最關心的是哪些問題，海德爾回答說，是與重新界定女性的人格尊嚴以及在家庭、社會和教會中的地位有關。此外，她們也關注基督徒的家庭生活。

在談到天主教女性對大公會議的期望是否已獲實現，海德爾教授表示，事實上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天主教女性對大公會議就有著不同的期許。比如，德國天主教信友對禮儀改革非常滿意，反之，英國的信友們更願意保留拉丁彌撒。

當時，許多天主教夫婦在解讀《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時，認為教會允許了人工避孕；然而，當保祿六世於1968年發表《人類生命》（Humanae vitae）通諭後，證明他們這樣的解讀是不正確的。

此外，天主教女性一再表示，她們應該參與司鐸的培育工作，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主教接受了這個建議。另外一個常被提及的是女性執事的問題，她們希望在不遠的將來有實現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