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教會的同道偕行旅程:修會團體提供了一個長期的眾議的傳統
卡塔琳娜·克魯伊特曼(Katharina Kluitmann)修女
我是一名修女,生活在德國。在完全的同道偕行旅程中,在我32年的修會生活中,我最大的冒險對我的聖召提出了巨大挑戰。它改變了我對耶穌的愛。它使我體驗到聖神。我是如此地熱愛我的教會,並為此而遭受巨大痛苦。
2000年到2004年期間,我作為神學家在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學習心理學時,教會中的性侵現像開始在其它國家顯露出來。然後2010年輪到了德國。那時候,我正在做治療師的工作。受害者的痛苦縈繞在我心頭,久久不能散去。 2018年,我成為德國修會總會長會議的主席,其中有男性和女性的代表。這時,在德國進行的研究表明,教會中的性侵有系統性原因,不同於在其他系統中引起性侵的原因。
我們的主教們決定與天主子民建立廣泛聯盟,即所謂的“同道偕行旅程”,一起應對這種情況。其成員是來自不同修會的十位修道人。我們旅程的起點是處理性侵危機,願景仍然是傳播福音。
在這條道路上,我對我的奉獻生活、我的使命、我與天主的關係、我對教會的愛都發生了變化。而且在同道偕行旅程中,獻身生活及其在教會中的看法也已改變。長期以來,我們面臨著聖召的危機,團體內主要是老年人,團體正在消亡。幾年前,一位神學家被委託寫一篇關於奉獻生活的先知性維度的文章。他表示,不存在這個維度,而且他也沒有寫這篇文章。在同道偕行旅程中,我們正在經歷新的體驗,因為有很多人告訴我們,修會人士很重要:為什麼?我只知道一部分答案。
在修會中,有長期眾議傳統。我們發展出了共同決議的模式來選擇我們的總會長,而且任期有限。總會在開會時代表最高權威。這與權力有關,而侵犯也總是對權力的濫用。這意味著除了聖統模式外,教會內部也可以有其它模式,根據這些模式來行使權力。
在女修會中,修女們基本上生活在自決的製度中。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修女沒有被認真對待,她們只是被認為是廉價勞動力。正如歷史上經常發生的那樣,今天修女們再次成為平等的對話者。事實上,在發生危機的時候,德國主教團向一位修女徵求外部意見,絕非而然。對一些神職人員來說,與修女打交道比較容易。 “女性問題”在修女們當中得到了很好的保護,我們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也許也是因為我們往往更真誠。就我個人而言,我很感謝我的團體,因為當我努力推動婦女平等時,我的團體總是支持我。
我們都是獨身者。 “同道偕行旅程”也討論是否像東方教會那樣祝聖已婚男子為司鐸。按照我們自己的經驗,自願獨身可以成為一個令人信服的見證:我們喜樂的守貞,人們也相信它。
還有很多話要說,我很樂意這麼做,因為我知道,有時人們對我們的“同道偕行旅程”持保留態度。在跨文化方面,我們有德國人特有的做事方式,未來我們仍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對一些人來說,我們太理性,對另一些人來說,我們太感性;還有一些人很惱火,因為我們在教宗所希望的“同道偕行旅程”之前就開始了:對不起,我們不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
我們必須談論許多事情:這就對了! 這就是同道偕行旅程的作用。教會一直以來都是眾議的教會,但長期以來眾議精神沒有得到廣泛落實。
昨天,我讀了世界主教會議大洲階段的文件:我從來沒有像在這份文件中那樣感到我的教會如此理解我。我們還沒有解決問題的辦法,但我們終於有能力公開提出我們的問題。而這正是我們修會人士在德國所做的事情。我很高興我們能在普世教會的層面上做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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